半卷书文化网

 找回密码
 注册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扫一扫,访问微社区

总共1432条微博

半卷微博

查看: 1807|回复: 6

[诗论] 我写《天生丽质》—— 兼谈新诗语言问题(沈 奇)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6-8-4 18:53: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x
  
我写《天生丽质》
  —— 兼谈新诗语言问题

  沈 奇

  



  追随当代中国先锋诗歌理论、批评与创作三十余年,近年却返身完全与“先锋”无涉,甚至还有点“开倒车”嫌疑的《天生丽质》系列实验诗之写作探求,并以其广泛传播为诗界所关注。此举之下,无疑已将自己置于一种与当代主流诗歌发展相悖、也与自己此前的“诗歌身份”相悖的境地。
  这就先要说到有关诗歌批评与诗歌写作“双栖者”的相关话题。
  仅就当代诗人诗评家群体而言,应该说,绝大多数的批评立场及诗学主张,与其写作立场及创作理路,是大体一致的,亦即是一体两面的存在状态。而我个人的诗歌写作,与我所投身其间的先锋诗歌理论与批评的走向,则并非完全同步,且时有游离。一方面,与“先锋”为伍,为之鼓与呼,在我来说,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基于人文精神及历史成因的担当与责任。如我在我的三卷本《沈奇诗学论集》“后记”文中所言:“只是在命运的驱使下,对当代中国诗歌说了一些该我说或者我该说的话而已。”包括对海内外诸多诗人诗作的研究,也多是顺着文本谈感想的即兴文章,一种借题发挥式的写作,而非价值判断式的传统批评。另一方面,潜心纯诗学思考时,以及在近年的具体诗歌写作时,我又一直在暗自“钻牛角”中,梳理和逐渐建构着并非“先锋”的诗学理路,并于不断反思中,寻求对新诗由来已久的一些根本问题的破解可能,以求于新诗文体的探求及典律的生成,多少有所裨益或启示。
  一句话,脱身“势”的裹挟,潜心“道”的求索,以图再生——这其实才是我真正内在的诗歌精神取向,只是多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再难得返身,近年方渐得跳脱,加之心境的渐趋沉静,自然而然地走到这一步。
  这是心理机制方面的“返身”,下面再说具体创作的“返身”。
  我断断续续三十多年的诗歌写作,大体而言,可说是一种随缘就遇式的即兴记录,较少有确切方向和目的性;或者说,一直处于一种“业余状态”,不乏真情实感及写作经验,却一直疏于语言形式的个在创生。所谓“言之有物”切切而“物外之言”泛泛(实则这也是普泛新诗写作的一个通病)。直到“天生丽质”的“不期而遇”,这才多少找到了一点“实现自我”也不乏诗学探求的感觉。正如我在《天生丽质》的创作笔记中所言:“半生追随现代汉诗发展历程,亦步亦趋、如履薄冰而虔敬有加。近年忽而反思之下,实验《天生丽质》写作,小有所得:内化现代,外师古典,汲古润今,融会中西,重构传统,以求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下,找回一点汉语诗性的根性之美——或可为只顾造势赶路的新诗之众提个醒”。
  由此可以说,《天生丽质》既是作为“过气诗人”一次“回光返照”式的自然生成,也是作为诗评人个在诗学思考的一次特别实践;或者说,是我在忘却“诗评家”身份,返身个在本真诗性生命意识,和个在诗歌美学趣味后,一次不期而遇的“诗美邂逅”。至于是否与“主流”或“身份”相悖,写作时倒全无所虑,但作品的整体风格出来后,确实感到和自己过去“被认定”的基本形象有些相悖,不过不仅没有觉着尴尬,反而有一种特别的欣慰。尤其是,关于新诗语言问题的多年思考,可以说,在《天生丽质》的写作中,终于有了一点自证其明的小小成就感。
  幸运的是,尽管这批诗作与当下诗歌主流大相径庭,却得到出乎意料的发表垂青,乃至有刊物主编打电话,明言发过的也可以再发。是以仅六七十首的《天生丽质》,连同重复发表和选载等各种形式在内,至今已刊载三百多首次。其中,以发表小说为重的大型文学双月刊《钟山》,不惜版面,在2010年第六期上,以卷首位置,一次性整体全貌推出《天生丽质》五十首,更是空前之举。而让我深受感动和欣慰的是,我与《钟山》主编贾梦玮,此前仅在应邀作其主持的评选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十大诗人(1979——2009)”评委时,通过两次电子邮件,后于南京一次会议中见过一面,回西安发电子邮件礼节性问候中,顺便附了刚修订的《天生丽质》五十首,谨作交流,未想他很快回信要全部刊出,当时简直都不敢相信!
  《天生丽质》的发表过程,是我个人诗歌发表史上所获得的一次“特别礼遇”,大概在当代诗坛,也是一个较为特别的“发表事件”。想来,除了编发这些作品的编辑们不约而同的“错爱”之外,这组从语言到内涵,都迥异于当下主流诗歌的作品,或许不经意间,触及到了当代汉语诗歌所欠缺的某些美学取向,而为识者所留意。
  同时,在以纸本媒体陆续发表前后,也一直经由电子邮件的形式,同诗界同道和文学艺术界朋友交流求教,得到不少激赏和鼓励,包括诸多小说家、画家、美术评论家等诗界外友人的垂青与认同,让我颇有“吾道不孤”的安慰。

评分

参与人数 1威望 +3 金钱 +3 文采 +3 人气 +3 收起 理由
荷衣绝纤尘 + 3 + 3 + 3 + 3 赞一个!

查看全部评分

 楼主| 发表于 2016-8-4 18:55:15 | 显示全部楼层
  

  《天生丽质》的写作,无论就我个人诗歌创作历程而言,还是从当代主流诗歌发展趋向来说,都更像是一次“横逸旁出”式的“试错”性写作,其要旨在于对现代汉语诗歌美学一种“可能性”的探求而非“示范”。
  坦白地讲,仅就基本语感而言,我是将《天生丽质》作为相当于古典诗歌中“词”的形式感觉来写的,尤其是在字词、韵律、节奏和诗体造型诸方面,不过换了现代汉语的语式,并杂糅意象、事象、叙事、口语、文言等元素,及现代诗中诸如互文、拼贴、嵌插、跨跳、戏剧性等手法,一边汲古润今,一边内化现代,寻求一种真正能熔融中西诗性的语言与形式理路,以避免新诗一直以来存在的同质仿写、有“道”无“味”的弊病。
  这点“心机”的萌生,最初来自《茶渡》一诗的写作。此诗初始只有题目“茶渡”两个字跃然于心,但当时就惊喜地发现,仅此二字,便已构成一个元一自丰的完整意象,及其所衍生的诗意内涵和诗性联想空间了,包括能指与所指,都几近“元诗”的境地。这便是汉字和汉语的“诗性基因”之所在:字与字、词与词偶然碰撞到一起,便有风云际会般的形意裂变,跳脱旧有的、符号化了的所指,而生发新的能指意味,新的命名效应,及新的语感形式。遂“顺藤摸瓜”,由字而词而句而篇,于一个多月后完成全诗--
  野渡
  无人
  舟  自横
  ……那人兀自涉水而去
  身后的长亭
  尚留一缕茶烟
  微温

  可以看出,此一诗写的完成,实际上是顺着诗题“茶渡”这一形质并茂的诗性语词,所展开的一种相互阐释和对话的衍生过程。具体说,是字词之思在先,而后引发、延拓、聚合与此字词相关联的句构与篇构,其发生机制,与此前的写作经验完全不同。写时无意,诗成后方发现此中“别有洞天”,随之又顺此路数写了《岚意》《依草》《青衫》《小满》《星丘》《胭脂》等诗,并渐渐从理论上有了明晰的认识,总结出后来的基本创作理念:
  《天生丽质》是本于“古典理想之现代重构”的理念,及返顾汉语字词思维的一次
  诗歌文本实验:实验要求每首诗的题目用词本身就是“诗的”,或与汉语诗性“命名”
  (包括成语)及诗性记忆有关的,并与诗作内容及创作思路,形成或先(命题)或后(点
  题)而迹近天成的互动关系。通过这样一种内化现代、外师古典、融会中西的诗歌语言
  实验,来重新认领汉语诗性的“指纹”,和现代诗性生命意识的别样轨迹,进而开启生
  存体验、历史经验、及文化记忆的深层链接。

  这一理念的关键,在于对一直以来过于信任和依赖现代汉语的新诗写作,所长期形成的“通用语言机制”的翻转。当然,理念是一回事,经由创作实践到底实现了多少,是另一回事。是以我一再强调,《天生丽质》的写作只是一种实验性的开启,其价值的认定与充分实现尚有待时日。但其中引发的思考还是可以说清楚的。
 楼主| 发表于 2016-8-4 18:56:00 | 显示全部楼层
  


  新诗是移洋开新的产物,且百年来一直张扬着不断革命的态势,至今没有一个基本稳定的诗美元素体系,及大体可通约的写作形式规则,只讲自由,不讲节制,变数太多而任运不拘。虽然,在新诗一路走来的各个阶段,从创作到理论,始终没忘记强调“两源潜沉”,但实际的情况却总是偏重于西方一源,或者说,是由翻译诗歌主导的发展模式。
  我们知道,现代汉语虽沿用汉字,但其组织结构却是套用西方文法、语法而成,从而改变了汉语本源性的运思机制。汉语是世界上现存的唯一保留文字与语言双重元素之合成机制的特殊语言。汉字一字一世界,以形会形,意会而后言传,传也是传个大概,惚兮恍兮,其中有道,是历史经验与个体生命体验的活的生命体。故汉字运思具有不可穷尽的随机性、随意性、随心性、随缘性:字与字“胡碰乱撞”,常常就可能“撞”出诗意“碰”出隐喻来,因而对“万物之道”的“识”(感知)与“解”(表意),也多是“意会”为要,直觉感悟,混沌把握,不依赖于理性认识,及逻辑结构的链接,所谓“诗意运思”(李泽厚语)。也就是说,从发生学上讲,古典汉语诗歌及文章,大体上是以文字组织语言,语言跟着文字走。新诗则刚好相反,是以语言组织文字,文字跟着语言走。这就从根本上动摇或削弱了汉语诗性的发生机制。
  诗由语言之体和精神之魂合成生命。写诗即是由诗人之生命体验与语言体验、生存经验与写作经验的有机融合为一,而至文本化的过程。而诗的发生,多起于诗兴。古诗兴发,多以心动(缘情言志)而发为“词”动,落于文本,由字构、而词构、而句构、而篇构,相生相济之“逗引”下,生妙意,成奇境,发为新的生命,所谓 “语不惊人死不休”;新诗起兴,则多以“心”动为止(且是已被“现代汉语化”了的“心”),由情感而观念而主题,落于具体写作,则重篇构、重意义,而少佳句、弱意境。这是语言层面的比较。
  再就精神层面来看,新诗以“启蒙”为己任,其整体视角长期以来,是以代言人之主体向外看的,可谓一个单向度的小传统。其实人(个人以及族群)不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缘,都存在不以外在为转移的本苦本乐、本忧本喜、本空本惑,这是诗歌及一切艺术的发生学之本根:所谓“与尔同消万古愁”(李白《将进酒》);所谓“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所谓“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不是一地一时之愁,是万古愁。这是汉语诗歌的一个大传统。一个向内看的大传统。新诗百年,基本走的是舍大传统而热衷其小传统的路径,是以只活在所谓的“时代精神”中,一旦“时过境迁”(包括“心境”和“语境”之迁),大多作品即黯然失色,不复存在。这是新诗至今没有解决好的一个根本问题。
  语言是存在的家,所有有关“文化身份”、“文化乡愁”及“精神家园”之类所谓“现代性”的问题,其实都是语言的问题。而人与语言的遭遇又是“被给定”的,确实难以返身他顾。但语言毕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个不断变化和生成发展中的活的生命体。有如我们人的生命历程,有先天“基因编码”之规定性所限,也有后天“养以移性”之创造性所变。诗及一切文学艺术的终极价值所在,正是在语言的规定性和发展性之间,起着保养、更新、去蔽、增殖、而重新改写世界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给诗下这样一个定义:诗是经由对语言的改写而改写世界、或者改写我们同世界的关系的一次语言历险与思想历险。
  于此更须明确的是,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何为“汉语的”存在之家?我认为,必须要包含并重新确认了“汉字”这个“家神”的存在,才足以真正安妥我们的诗心、诗情、及文化之魂。而这个“家神”,自现代汉语以来,尤其在新诗中,实在与我们疏远太久了。
  故而回头来看,新诗既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也是一个伟大而粗糙的发明--近一百年间,新诗在社会价值、思想价值、生命价值、及新的美学价值等方面,都不乏特殊而重要的贡献,唯独在“语言价值”方面乏善可陈。换句话说,新诗百年的主要功用,在于经由现代意识的诗性(其实大多仅具“诗形”)传播,为现代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和精神解放,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但解放不等于再生,真正的再生,还得回到语言层面做更深的探求。实际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关历史的反思、思想的痛苦、真理的求索、现实的关切、良知的呼唤等等,在新诗的发展历程中并不缺乏,且一直是其精魂所在,甚至可以说无所不在,但何以在国民的教化与人文修养方面收效甚微,乃至即或有问题,也反而常常要去古典诗歌中找答案找慰藉呢?或时而产生一些“直言取道”的精神感召和思想震动,却也与世道人心的根本改变无多大作用。
  同时还应该看到,新诗起源,本质上是一次仿生而非自生--西学为体,当下为是;人学大于诗学,观念胜于诗质;每重“直言取道”,疏于“曲意洗心”。如此一路移步换形、居无定所,而致汉语诗性之本质特性渐趋式微。百年中国历史走到今天,其最大的偏失,也正在于对汉语诗性的本质性偏离:所谓中华文明的根本,所谓汉唐精神,说到底是诗性生命意识的高扬,而这个根本与精神得以孕育与生长的基因,在于汉语的诗性本质!世界是原在的,从个体到整体,人类的一些基本问题,其实是一直存在且不可能完全解决的,否则岂非“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借用弗朗西斯·福山语)?因此,是人类对世界的体验,和表达这种体验的说法,构成了人类的文明史和文化史,而不是由说了些什么所决定的--就此而言,语言及文字之于文体,无异于一种“物种意义”而至关重要。
  由此可见,近百年汉语诗性的不断被消解,才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诸种问题的根本症结之所在。当然,现代中国人已经被现代汉语所造就,我们再也难以重握“那只唐代的手”(诗人柏桦语),但身处今日时代语境下,在现代性的诉求与传统“诗意运思”的传承与发扬之间,能否寻找一些相切点,以提供新的语言体验与生命体验之表现的可能性,以再造一个与我们文化本源相契合的精神家园呢?
 楼主| 发表于 2016-8-4 18:56:52 | 显示全部楼层
  


  由“启蒙”而“宣传”而“运动”而“时尚”,新诗百年,和随其开启的整个新文学一起,从发生到发展,一直是被“借道而行”的一种运行轨迹(连“新诗”的命名都难免意识形态化)。这样的一种“轨迹”,在现代汉语小说和散文的发展过程中,因其文体属性所致,还时有游离或跳脱,唯有新诗是愈演愈烈。
  百年新诗发展历程,回首检视可见,多是以“道”(“启蒙”、“宣传”、“运动”、“时尚”等外在之道)求“势”,“势”成则“道”(诗之道)灭;而其“势”,也并非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之势,大多是出于功利(尽管也不乏我称之为的“史的功利”)而造出来的--“时势造英雄”,“英雄”再造新的时势,“形势逼人”,后来者再跟着“顺势而为”--如此循环往复,唯势昌焉,而诗之道(本源、本体、本质、本在)则无以定所,只剩下分行之外形可依,内里是早已耗尽了的。或也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传统,却又因其飘移不定而终非长久之计。
  这里的关键是“自性”的丧失,包括诗人主体“自性”的丧失和诗歌本体“自性”的丧失。诗及一切文学艺术之“自性”的丧失,必然导致反“道”为“器”,君子转为小人,诗人转为“时人”,或可玩点诗的技巧或鼓噪点诗的运动、诗的虚荣,而诗心早已失矣--话语盛宴的背后,是人文价值的虚位和主体精神的无所适从。所以我们才一直为各种运动所裹挟,为诗之外的各种形势所绑架,以至形成“运动情结”,倾心于表面的热闹,只活在当下,活在自以为是、自我膨胀、自娱自乐的“诗歌共同体”中,对真正有益于诗歌发展的探讨和研究无法深入,进而导致“类诗”泛滥而真诗寥寥。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可谓“本根剥丧”而“神气彷徨”。
  实际上,百年新诗的发展中,一直起重要影响和制约性作用的,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文化形态,一是心理机制;包括对创作和研究两方面的影响。也就是说,新诗在其发展中所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有其先天性的内部因素,但更多则是后天的、外部的一些东西在起作用。前者尚可在发展中自我调节,后者则常常不易纠正。换句话说,新诗的语言问题,既是先天“仿生”性之内在发生机制遗传所致,也是后天“功利”性之外在发生机制影响所致。其实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一直以来大家都是明确的,只是新诗似乎太年轻,有太多的青春元素、激情力量和现实诉求蓄势待发,难以在“道”的层面潜沉以求,只能随时代变化而潮起潮落。但与此同时,也为那些真正优秀的诗人和优秀的诗歌写作,提供了“反常合道”以求本体显明和自性所在的空间,有志者自会上下求索而潜行修远。
  诗,是在语言的历史中写作,而非在历史的语言中写作。
  新诗因其年轻,并因其外部激素的促迫,而不断发展与跃升,一再显示并很快形成了其“自由、敏锐、活力、有效”(诗人诗评家陈超语)的精神传统,以致达到今天这样空前活跃和繁荣的景象。但所有这些“有效”,推远点去看,都只是在一个短暂的历史语境中展开,并主要作用于思想和精神层面,若从语言的历史维度去看,其“有效性”就另当别论了。表面看去,当代诗歌因其空前的自由开放,而写法各异而千姿百态,其实内里却是整体同质,无数诗人在写一样的诗。包括近年来发为显学、倡为主潮的“口语”和“叙事”,都已习为广大而难成精微。
  为此,我在“内化现代”的前提下,提出“汲古润今”或可称之“外师古典”的理念,实在是想为自由放任的新诗写作,在语言层面和形式层面找一点约束,亦即在自由与约束的辨证中,寻找新的形式建构与语言张力。而这样的约束,就汉语而言,恐怕也只能从语言的历史中上溯古典诗歌,探寻现代诗语与古典诗语“同源基因”之所在,来为今天的汉语诗歌写作,提供一点可能的提示与裨益。其实放长远看去,百年新诗再往前走,到底还能走多远,拓展多大格局,恐怕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是否能自觉地把新诗之“移洋开新”,接引于汉语的历史传统之源头活水,以求袭古弥新而重构传统。
  再从接受学来说。当代中国社会转型,“集体的人”转为“个人的人”,文学之社会性的“启蒙”与“疗救”作用,大体也随之降解,而如何作用于“个人教养”的问题,则上升为第一义的要旨。具体到诗歌的存在,所谓“诗教”,到底是重“言志”(所谓“直言取道”、“直击人心”、“要为真理而斗争”等等),还是重“洗心”、“修心”,化“教育”为“润育”,去现代化之“戾气”,大概也是该重新考虑的时候了。
  总之,长期以来,我们似乎过于看重了新诗的思想与精神作用,疏于其作为一种语言艺术而润化人心而提升心境的作用,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于是想自己来试一试。
 楼主| 发表于 2016-8-4 18:57:43 | 显示全部楼层
  


  这就该说到《天生丽质》的具体写作了。
  如前所言,《天生丽质》是一次“横逸旁出”式的“试错”性写作,而如此“试错”,置于现代汉语语境中考量,则稍不注意,就会落入“酸”“伧”“陋”的“冬烘气”和“造作”之弊,与现代性背道而驰。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现代”与“古典”的关系,不致纠结不清或拿捏不准,导致“酸馅味”,失去现代诗的基本品性。于此,便首先想到在语境方面,尽量导向古今盘诘与对话式的“悬疑”状态,再将“意象”(包括“字意象”与“词意象”)作为戏剧性角色来编排,由此或可形成另一种“现代性”。再就是有机引进“现代禅诗”的运思维度。
  所谓“悬疑性”,即将诗中所有的意象和意境,均置于一种不肯定、不明确、自我盘诘、古今对话的“悬疑语境”中,以求生发更多的弥散性意涵和歧义,尽量避免单一的旨归,或闭锁性的联想。尤其在使用古典意象时,包括直接使用古典诗句,或自己在诗中刻意虚拟的所谓“古意”,都要将其纳入现代视角来处理,或戏仿,或反衬,一种印证与对质,或者说,一种“命题”而非解答。
  所谓“戏剧性”,即有“预谋”地将诗中的各种意象,包括作为互文性使用的古典意象,和自己原创的核心意象与衍生意象,以及连同诗题在内的一些核心语象,均将其作为“戏剧性角色”来看待,并将其纳入一个戏剧化的语境中,或戏剧化的场景中,令其互动互证,有机转换,而获得一个新的生命体。这一点,与现代诗人中,惯常以择取生命体验与生存体验中的具体“戏剧性细节”为“戏剧性角色”的“戏剧性”写法,或所谓的“小说企图”,有本质性的区别,也是我在整个《天生丽质》的写作中,较为看重而欣慰的小小收获。
  至于“现代禅诗”,早在上个世纪末,我在题为《口语、禅味与本土意识--展望二十一世纪中国诗歌》(发表于《作家》杂志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就将其列入二十一世纪汉语诗歌发展的重要路向之一,并指出:“主要看重其易于接通汉语传统和古典诗质的脉息,以此或可消解西方意识形态、语言形式和表现策略对现代汉诗的过度‘殖民’,以求将现代意识与现代审美情趣有机地予以本土内化。”进而说明:“既是‘现代禅诗’,骨子里便少不了现代感的支撑,古典的面影下,悄然搏动的,仍是现代意识的内在理路,只是这‘理路’中多了几分‘禅味’而已。”同时认为,“‘现代禅诗’之由式微而转倡行,恐只是迟早的事。”遗憾的是,此论十年过去,似乎不着应验,恰遇《天生丽质》之举,便自己稍做探路。至于收效如何,有无前途,面对滔滔大势,也只能“独善其身”了。
  最终,回到开头的话题。作为一个追随当代先锋诗歌三十余年的诗评人和诗人,在《天生丽质》的实验写作中,确实也不免困惑:现代汉诗是否必须要确立自己的语言特征,确立自己的精神指纹?或许变动不居、移步换形,正是其语言机制的本质所在,而以杂交的语言表现杂交的文化语境,正是这时代的必然选择?那么,即或“是以现代视角回眸传统”而求“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对于早已“基因裂变”而唯新是问的现代汉语诗歌又有多大意义?
  不过,当我们面对当前汉语诗歌之语言与文体意识的缺失、文化与历史意识的缺失、以及经典意识的缺失时,我想,即或背上“开倒车”的嫌疑,也值得为此一求。至于我在《天生丽质》的写作中,对我所提倡的理念实现了多少,实在并不重要。如前所言,《天生丽质》是一次“试错”而非“示范”性写作,这一点我一开始就很清醒。这样的写作,其当下的意义,大概更多的只是反衬出此在的困境,而难以提交他去的路径--或许多年后会有识者感叹:在那样一个现代汉语时代,居然还有诗人,以那样的文字感觉和那样的语言意识写那样的诗--那就够了。就这一点来说,我有足够的自信。
  
2012年春初稿
  2015年秋改定
发表于 2016-8-4 19:05:28 | 显示全部楼层
慢慢欣赏学习中
发表于 2016-8-9 09:04:43 | 显示全部楼层
学习了!谢谢分享!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QQ|申请友链|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半卷书文化网 ( 闽ICP备15009523号 )

GMT+8, 2019-5-21 23:13 , Processed in 0.156250 second(s), 28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4 Licensed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